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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萌||美国早期社会改革运动的跨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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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初，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时由衷地感叹，美国人对于结社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做任何事都习惯于通过志同道合者之间自愿结成的社团来进行。当时，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社团遍布美国各地，这给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社团在具体目标上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劝诫酗酒者，或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酒；有的是为了改善监狱条件，或建立济贫所、精神病院和孤儿院；有的是为了建立公立学校制度，推动教育平等化；有的是为了改善工资劳动者的收人和工作条件，缓解早期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有的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解决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有的是为了争取妇女权利，挑战当时社会的性别规范。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所有社团都致力于举行演说、集会和游行活动，发起各种形式的请愿和签名，出版自己的报刊、小册子和传单，以宣扬自己的主张。托克维尔亲眼目睹并为之惊叹的，正是这幅百舸争流、热火朝天的社会改革景象。 长期以来，对于这些社会改革运动的研究大多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的，被视作美国早期史的天然组成部分（这里使用的是美国史学界对于“早期史”的宽泛界定，时间下限可至内战前夕。在这一“长早期”的历史时段，只有本文所讨论的19世纪上半叶这些改革活动可称作“社会改革运动”）。这些运动兴起的原因，往往被归为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福音新教强调个人改良、自我依靠、独立自主和社会至善，是一种具有强烈改革取向的意识形态。受此影响，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改革运动，无论其具体目标如何，其宗旨都在于清除个体和社会之中存在的罪恶（包括酗酒、贫困、愚昧、奴隶制和一切形式的压迫等），创建一种新的道德秩序，从而获得普世拯救。在讨论这些运动的意义时，历史学家们也普遍将其同个人主义的兴起、市场秩序的确立、自由概念的拓展和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等问题联系起来，其指向不外乎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托克维尔也是在此框架内讨论结社的意义的。然而，正如近些年不少学者所批评的，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往往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历史学家们总是预先把论证国家成长作为自己的目标，然后再从历史中寻找与此目标相关的因素。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本民族的传统得到不断挖掘，民族国家的独特性被反复强调，因而这类历史叙事往往还带有强烈的“例外论”倾向。 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深刻反思，“去民族国家化”逐渐成为美国史学界的一股强大的潮流。关注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改革的学者们也开始尝试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用跨国史的视角和框架来重新考察这些事件。他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发现这一时期的很多社会改革，如废奴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劳工运动等，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是跨大西洋世界的一段共享的经历。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同样有一群立志革除社会弊端的改革者。他们通过书籍、报刊、信件、移民、旅行、访问和国际会议等多种渠道，与大西洋对岸的改革者们保持着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构成了一个密密丛丛、层层叠叠的跨国网络。 这个跨国网络究竞有多复杂呢？有学者举过这样一个例子：1855年，意大利革命领袖马志尼写信给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位废奴主义者乔治·阿姆斯特朗，表达自己对废奴事业的支持，并告诉他，自己把他的上一封来信转交给了匈牙利革命领袖科苏特。阿姆斯特朗的上一封信是通过两人的一位共同好友转交给马志尼的，如今，马志尼又委托自己的另一位朋友，同时也是科苏特的秘书，把这封信转交到科苏特手中。最后，在给阿姆斯特朗信件的附言中，马志尼向他询问一位名叫玛利亚·韦斯顿·查普曼的波士顿废奴主义者的地址。这个人是加里森的密友，当时移居到巴黎，曾在伦敦与马志尼见过面。阿姆斯特朗收到马志尼的信后，复制了一份，转交给自己在英国参加废奴会议时结识的朋友——一位名叫小萨缪尔·梅的马萨诸塞人，请他帮忙打听。 短短一段话中，各色人物的出场令人目不暇接，一副横跨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废奴运动的网络悄然浮现。一个个姓名，一封封信件，构成了这个跨国网络的点和线。可以想象，如果占有的资料足够多的话，历史学家可以把这个跨国网络不断绘制下去，直至把所有的废奴主义者全部囊括进来。除了占有资料以外，历史学家还必须具备一名侦探的高超技能，要能够善于洞察蛛丝马迹般的线索，把一堆零散杂乱的碎片整理、拼接为一幅完整的图画。 绘制这样一幅无限延伸的跨国网络，选择从哪一个点、哪一条线起笔十分重要。马志尼和阿姆斯特朗之间的通信是一个很好的起笔。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在1840年世界反奴隶制大会期间的活动，也可以作为绘制跨国网络的开端。莫特既是废奴主义者，也是妇女活动家。她是活跃在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两个跨国网络中的人物。虽然被世界反奴隶制大会拒之门外，但她借机在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广泛游历，四处演说，会见和结交者不计其数。将莫特此次大会期间的联络和互动绘制成网络，再与此前她创办妇女废奴团体，以及之后参与发起塞纳卡福尔斯大会时绘制的网络拼接在一起，便可呈现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两个跨大西洋网络之间的交织和重叠。 若想绘制早期劳工改革派的跨国网络，从“洛厄尔体制”入手，或者从“新拉纳克模式”入手都是不错的选择。1811年建立马萨诸塞州第一家纺织厂的弗朗西斯·洛厄尔（FrancisCabot Lowell），其掌握的机密技术和办厂经验，均来自于早年对英格兰纺织厂的实地考察。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洛厄尔纺织厂因其对女工的家长制管理而闻名于世，成为不少欧洲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访美考察的必经之地。洛厄尔多家纺织厂还增设了专门接待外国访客的机构。英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和查尔斯·狄更斯分别于1837年、1842年访问洛厄尔。在随后出版的《美国社会》（Societyin America）和《游美札记》（American Notesfor General Circulation）两部著作中，两人都把“洛厄尔体制”视作解决工业化带来的贫困和道德危机的一剂良药，劝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加以仿效。罗伯特·欧文在苏格兰新拉纳克工厂中进行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和竞争、实行合作生产、普及平等主义教育为目标的改革试验。1824年，欧文带着他的改革理念访问美国。访问期间，他拜会名流精英，结交社会各界人士，四处演说撰文，其中，在美国国会的两次演说更是举世瞩目，影响深远。随后，他在印第安纳买下一大片土地，建立“新和谐公社”，试图在大西洋对岸复制“新拉纳克模式”。欧文的身体力行在美国掀起了一阵公社运动的高潮。在其到访之后短短两年时间里，美国各地仿效建立了数十个公社。无论是“洛厄尔体制”还是“新拉纳克模式”，都体现了工业改革思想在19世纪初跨大西洋世界中的双向流动。 虽然人员之间的往来对于构建跨国网络至关重要，但它并非唯一途径。没有跨国经历并不等于隔绝于跨国网络之外。莎拉·路易莎·福滕（Sarah Louisa Forten）是黑人妇女废奴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除了1837年去纽约参加第一届全国妇女废奴大会以外，她一生从未离开自己的家乡费城，但这丝毫不妨碍她成为跨大西洋共同体的一员。她出生于费城最有名望的黑人精英家庭，从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读着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洛克长大的。投身于废奴运动之后，她阅读的报刊文字、参加的游行集会、聆听的演讲布道，所有这些都无法割裂与大西洋彼岸的丝缕联系。她的多位至亲好友常常去英国游历甚至定居，给她带来英国废奴事业最新信息。作为黑人奋斗成功的一个范例，她的家庭吸引了很多欧洲社会改革家的兴趣。19世纪三四十年代，她在家接待了众多英国废奴主义者和改革家的拜访。她本人的言论和著作也不断地以各种形式传播到大西洋彼岸的读者那里。因此，虽然福滕本人从未踏足欧洲，但是，思想、知识、信息和文化交流所形成的跨大西洋网络，足以让她超越地区和民族国家的疆界。克莉丝汀·霍根森在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全球化进程时，提出了“家内世界主义”（domestic cosmopolitanism）的概念。她指出，消费世界各地的商品，在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中间培育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意识。借用这个概念，我们也可以把莎拉·路易莎·福滕称作“国内世界主义者”，只不过，她的世界主义意识不是通过消费，而是通过文化交流的跨国网络构建起来的。 其实，妇女运动、劳工运动、废奴运动本身就具有国际性特征，以这些运动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不可能对这种国际性熟视无睹。只是，以往的研究要么侧重于揭示域外因素对本国运动影响，要么侧重于对不同国家的同类运动之间进行比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研究美国黑人、妇女和奴隶制的学者引入跨大西洋视角，尤其重视考察英美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跨出了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重要一步。9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史理论轮廓的逐渐清晰化，跨国网络也成为了跨国史的核心分析范畴之一。与以往各种形式的跨国研究不同，跨国网络研究不仅意在绘制出跨国性的联系和互动，更旨在揭示这种联系和互动培育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跨国网络之中的人，实际上是身处民族国家以外的一个跨国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起主要作用的并非是这个人的国家身份，而是其性别、种族、阶级、职业等其他集体身份。 例如，学者们在研究跨国妇女运动时发现，共同的境遇加深了不同国家妇女之间的感情联系，培育出一种超出国界的“全球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建立的一批正式的国际妇女组织，包括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联盟等，正是以这种共享的妇女文化为基础的。它们的目标不是在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捍卫妇女权益。近年来，不少学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大西洋共同体姐妹情谊”的说法（Atlantic community sisterhood）。他们认为，早在电话、电报和飞机发明出来之前的19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的妇女们就通过通信、旅行互访、出版物传播等方式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早期的妇女活动家们互通信息，互鉴经验，互助合作，共同致力于改善妇女的地位。 研究废奴运动的学者们也发现，以加里森为首的美国废奴主义者，其集体身份是在一个跨大西洋公民社会中，而不是在一个狭隘的民族国家框架中塑造的，其思想主张和行动策略也只有放到大西洋世界中才能得到理解。这些学者指出，自19世纪30年代起，以加里森为首的美国废奴主义者与欧洲的自由派改革家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跨国网络。这些改革家的范围十分广阔，包括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和亨利·文森特（HenryVincent）等英国宪章运动的参与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Cobden）等反对《谷物法》和鼓吹自由贸易的人、以丹尼尔·奥康纳（Daniel O'Connell）为首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以及马志尼、科苏特等欧洲革命家。在这个跨国网络中，美国废奴主义者对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有了全新的理解：自己的运动不仅仅旨在塑造公众意见，进而废除奴隶制，更是为了在一个贵族制和君主制仍占据主导的大西洋世界中捍卫民主；自己的身份也绝不仅仅是废奴主义者，而是一个由自由派改革家所构成的跨大西洋公民社会的一员。把废奴主义者置于跨大西洋网络中来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加里森在《解放者报》刊头所写下的那句燎亮的日号：“我们的祖国是全世界，我们的同胞是全人类！”不仅如此，跨国网络研究还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历史学家对加里森主义者的形象认知。从以往民族国家的框架来看，加里森普遍被视为一个逃避现实政治世界的宗教理想主义者，其废奴思想被认为完全来自于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的激发。但从跨国史的框架来看，加里森显然是一位有政治悟性和思想深度的自由派改革家，也是一位心怀天下的世界主义者，其废奴思想不仅源自宗教理想主义的冲动，更是对困扰大西洋世界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结果。 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跨国史不仅改变了传统民族国家史学对诸多问题的解释，而且还发现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人类活动的空间。几十年以来，美国史研究的“跨国转向”硕果累累。这些研究告诉我们：很多以往被认为主要是由国内力量推动的事件，实际上是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共同经历；很多以往被认为推动了美国国家构建和成长的重要运动，无论是其旨在实现的目标，还是其带来的影响，都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外；那些在美国青史留名的人物，往往也是跨大西洋公民社会的一员，在民族国家疆界之内和之外的多重空间里，他们拥有多种身份认同。 如今，跨国史俨然成为最时髦的一项研究。“跨国转向”的史学革命不断深入，大有将一切都“跨国化”的趋势。以往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固然有其偏狭之处，然而，试图完全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将其从历史研究中剔除出去，难免也会陷入另一种偏狭。对于这一点，中国学界从事跨国史研究的学者似乎讨论得并不多。不过，在跨国史的“长兄”全球史研究领域，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类似的反思声音。王晴佳、王立新等学者均撰文表示，民族国家依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中占有重要位置，依然是当下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因此，全球史与民族国家的历史不能截然对立，而应携手并进。民族国家历史需要融入更大的叙事空间中，全球史也需要吸纳更多的地方经验。他们指出，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当下的全球史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把联系、互动、网络当作全球史必然而合理的特征，而是越来越重视权力、差异、摩擦、碰撞等与全球一体性相矛盾的因素，力图展现统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全球力量和地方性因素之间的并存关系。全球史研究中的这些声音，对于我们思考跨国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跨国史不能过度迷恋跨国力量和跨国网络。它们不是无所不在，更不是无坚不摧。跨国网络有缝隙，也有脆弱之处，在地区性因素的压力之下，它往往会出现破损，甚至解体。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爱尔兰裔移民的例子。丹尼尔·奥康纳是19世纪爱尔兰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改革家和民族主义领袖。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三场运动——天主教解放运动、废奴运动和废止《1800年联合法案》运动。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和1833年英帝国境内废奴法案的通过，身为议员的奥康纳居功至伟。他在爱尔兰享有“解放者”的崇高声望，是一位一呼百应的人物。在他的号令之下，爱尔兰几乎家家户户都自发缴纳“天主教租”和“废止租”，参与到民族解放的事业中。总之，在奥康纳带领之下的爱尔兰人，既为自己争取权利和自治，也为黑人奴隶争取自由。他们毫无疑问是由自由改革派所构成的跨大西洋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上百万爱尔兰人在移民到美国以后，很快便背弃了奥康纳的事业。他们迫切地与废奴主义者撇清关系，为奴隶制的扩张和白人种族主义摇旗呐喊，等于与自由改革派的跨大西洋网络脱钩了。加里森与奥康纳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结下了同志般的友谊。他们决心联手“挽留”这些爱尔兰移民。1842年，一位加里森的追随者以本土爱尔兰人为名，向居住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发出呼吁，恳请他们和废奴主义者团结在一起，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为所有肤色的人争取自由。在1843年6月3日给宾州废奴协会的信中，奥康纳强烈谴责爱尔兰裔移民的拥奴倾向。他痛心地表示：“一些爱尔兰裔美国人在人类自由问题上站错了立场，这让爱尔兰人本土的事业也蒙受羞辱。”他甚至还“绝情”地对这些人说：“如果你们胆敢支持奴隶制的话……我便不再承认你们是爱尔兰人。”1845年，奥康纳在谈到兼并得克萨斯问题时，再次表达了跟爱尔兰裔移民决裂的意思：“我拒绝所有来自美国的援助，如果它们沾染着黑人鲜血的话。”这些或拉拢或施压的言论，在废奴主义者大大小小的集会和报刊上广为传播。然而事实证明，即便演说天才加里森和享有崇高威望的奥康纳两人联手也无济于事，爱尔兰裔移民仍然坚定地投向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怀抱。20世纪90年代以来，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NoelIgnatiev）等一批优秀学者，对于为什么爱尔兰人来到美国后会迅速变为种族主义者作出了诸多解释，包括在经济上与黑人劳工的竞争、本土主义者对于他们“忠诚度”的怀疑、各州宪法中对于公民资格的种族限定等。而所有这些原因，指向的都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北部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若不考虑这些民族国家内部的因素，便无法理解爱尔兰人来到美国后的立场转变，以及自由改革派跨国网络的变化。 同样，若仅凭工业改革思想在跨大西洋世界中的流动，便妄下结论，断言19世纪初存在一场国际性的劳工运动，甚至一个“跨大西洋劳工共同体”，则更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与其他种类的社会改革相比，美国劳工运动身上的“民族国家特性”是最深刻的，它在目标、手段和规模上，与同时期的欧洲均存在很大差异。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劳工运动虽然也有提高工资、降低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等诉求，但主要症结在于选举权。当时，各国普遍高昂的财产数量要求和自由持有土地的资格，把手工艺人和工厂工人一律挡在了选票箱之外。政治上失语的劳工们只能采取大规模罢工、游行、示威甚至起义等制度外的途径，来给当权者施加压力。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和宪章运动，动辄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参加。法国里昂工人起义的参与者也多达数万人，再加上政府派来镇压的几万大军，也可谓规模盛大，伤亡惨烈。然而，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大多数州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用纳税取代了财产和土地资格（仅个别州除外），大大降低了选举权的门槛，手握选票的劳工因此早早便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由于大量外国移民工人的输入，美国劳工队伍中严重的族裔冲突是欧洲不曾经历的，跨行业劳工组织和行动的难度自然也是欧洲难以比拟的。再加上不时收到主流政党抛来的橄榄枝，尤其是西部领土的开放和共和党对于“自由土地”的允诺，美国的劳工力量很容易便被吸纳到常规政党政治当中，与资本讲和。 选票箱、族裔冲突、政党政治以及西部的自由土地，这些属于美国“民族国家特性”的因素塑造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劳工运动的独特面貌。虽然这些因素后来被融入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成为美国“例外论”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批评美国“例外论”，就否认美国“民族国家特性”的存在。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性”，任何国家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特点，否认这一点，便是在倒洗澡水时，连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以上两个例子提醒我们，跨国史在反思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同时，也要警惕矫枉过正的倾向。正如王立新在文章中所指出的，跨国史的提出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史，更不是把民族国家从历史研究中剔除出去，书写一部“后民族国家史”，而是要把民族国家置于更全面、更深刻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丰富”民族国家的历史。跨国史的主旨之一在于揭示跨国事务和国际潮流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影响，然而，无论这些域外因素的影响如何强大，它们在作用于民族国家历史之前，必定要经历一个落地生根的过程，而本地经验无疑则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跨国史研究除了绘制跨国网络以外，也要重视考察跨国力量和地方性因素之间的张力。 与民族国家史学一样，跨国史的兴起也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即在一个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塑造全球意识和世界公民观念，培育谦逊与合作的美德。然而，这番诉求与其说是顺应现实政治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对理想世界的美好展望。正如这些年我们所亲眼目睹的，全球化进程并非坦途，民族主义远未退场。实际上，虽然遭到跨国力量和超国家权威的挑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最重要的人类共同体仍将是民族国家，能够在瞬间触动人们心弦、牵绊人们情感的，始终是民族主义。更何况，跨国主义和全球化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就本文所讨论的19世纪而言，民族主义才是主旋律，跨国网络虽然存在，但不够强大或不够稳定也是情理之中。因此，研究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改革运动的跨国网络，只能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补充，而非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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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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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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